上海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，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——

“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”。

落款：“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”。

是年2月，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，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，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，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。

“这幅字是我们的‘镇馆之宝’。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，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。”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。

“作始也简，将毕也钜”源自《庄子》，原文“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。”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：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，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，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。

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。

站在当下，回望百年，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——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、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，无声，却有力地，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，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。

在旧报章里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，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。

（一）“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”

1921年7月23日，大暑，上海空气濡湿闷热。

入夜，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。屋内，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。

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、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，是李书城、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，外界称其为“李公馆”。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，常有朋友找他，搬来这里后，朋友来得更多了，时常还有外国人。

李汉俊身边，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、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，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，东、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。这样的布置，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客人陆续来了，多是年轻模样，但打扮各不相同，有穿长衫的，有穿中山装的，有穿西装的，有人留着八字胡须，也有人一脸稚气……另有两名外国人，高鼻梁、目光敏锐。

石库门外，夜色之下，“远东第一大城市”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。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，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。翻开《申报》，《粤桂最近之战局》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“连载”，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。国际上，美国主导的“太平洋会议”（即华盛顿会议）即将开幕。当日，报上一则《太平洋会议与中国》的消息，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“乐观”——“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，大为兴奋”。

之后几天，同样的人又来了“李公馆”几回，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“有力的争论”，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。

直到7月30日晚，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，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。

“我只是记得有一天，我回到家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，厨师老廖告诉我说，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（指汉俊）的房间，并说没有抓人。”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。

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。

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、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，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，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，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。这个政党，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，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。

（二）“偕行者润之，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”

百年沧海桑田。当年“李公馆”所在的地界，早已从洋人的“国中之国”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，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。

百年薪火相传。梧桐掩映下，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，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，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，感悟赤诚初心。

“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、衣着时尚的行人，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。但再一想，这现代化的城市、安居乐业的人民，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？”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。

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，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。

1921年，23岁的王瑞俊写下《肇在造化——赠友人》：“贫富阶级见疆场，尽善尽美唯解放。潍水泥沙统入海，乔有麓下看沧桑。”

怀揣这份憧憬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，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“尽善尽美”。

他寄予希望的方式，是唤醒劳工，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。

1921年6月，湘江之畔，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“开会通知”，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，尽快到上海开会。

毛泽东兴奋不已，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。

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，偕行者润之，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。”与何叔衡在《湖南通俗报》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。

谢觉哉后来解释，5个圆圈指“共产主义者”，因怕泄密，故用圆圈代替。

发出这份“开会通知”的，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，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，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（今南昌路100弄2号）成立，陈独秀为书记。

“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，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，面向全国、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，通过写信联系、派人指导等方式，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。”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。

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、一个个“使者”从上海走出，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。此后一年时间里，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、东京、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。这既为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写下了生动续章，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上海的“邀请”，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。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，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。他们以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(今太仓路127号)的博文女校，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。此地，距“李公馆”步行只要几分钟；此刻，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。

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，近百年时间里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，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，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。

1921年8月3日，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刊载一则《大坝决堤：大片乡村变成汪洋，数百村庄被淹》的报道：“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，包括地震、洪水、干旱，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……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，开始行动，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。”

当权者不会清醒，他们正在装睡。热血的青年，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。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，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，直抒胸臆：“种子在手，唯万里荒芜。或惧力不可逮。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？此不得不忧者也。”言毕，眉头紧锁。

虽担心力有不逮，却仍要一往无前。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，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，即便舍弃生命，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！

6年后的1927年，那位曾经“眉头紧锁”的李汉俊、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，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。

“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，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、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，开天辟地、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。”忻平说。

（三）“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，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”